宁胜男:莫迪政府“自给印度”经济倡议评析

【内容提要】2020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正式提出“自给印度”倡议作为第二任期经济施政议程。“自给印度”既有解决就业等迫在眉睫的民生考虑,也有推动经济复苏、振兴本土制造业的长远布局,实质是在保内需的基础上扩充产能,补齐印度的供应链、产业链短板,为经济提供新的增长动力。这一计划的出台并非疫情冲击下的仓促之举,而是印人党政府长期秉持的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倾向的体现。但是,由于国内市场对经济的驱动力减弱,经济改革议程不明,且“自给印度”自身存在扭曲矛盾之处,莫迪政府期望与中国“脱钩”、以本土化来建设世界经济强国的梦想实现难度较大。

2020年5月12日,莫迪在全国电视讲话中提出Atmanirbhar Abhiyan,英文译为“自给印度”倡议,同时配合推出20万亿卢比(合26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成为印度经济政策的关键词。莫迪为何将自力更生确定为经济增长指导原则?这一倡议的背后有怎样的政策动因?“自给印度”倡议能否如莫迪政府所期望的那样,带领印度经济走上复苏和自给自足、高速增长的轨道,实现经济强国梦想?本文从“自给印度”倡议的政策内容入手,分析该计划的政策目标,剖析这一政策背后的政治经济要素,评估“自给印度”倡议的前景,并从中观察后疫情时代印度经济政策的走向。

通过总结莫迪及其内阁高官在多个场合对“自给印度”倡议的解释,本文给出如下定义,“自给印度”倡议是莫迪政府第二任期内全力推行的,以稳定内需、扩充产能为目标的重要经济规划,目标是建设完备的本土供应链、产业链,推动印度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目前来看,“自给印度”倡议的措施主要有四,一是为中小微企业部门(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简称MSMEs)提供政策扶持,二是就业压力之下放宽劳工规定,三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以国内市场“滋养”本国产业,四是加快吸引投资,尤其是从中国转移出来的外资入印。

(一)中小微企业部门是“自给印度”倡议的一大焦点。莫迪发表“自给印度”电视讲话的次日,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阐述了20万亿卢比经济复苏计划的内容。西塔拉曼共提出15条政策措施,主要围绕为中小微企业纾困展开,包括为中小微企业提供3万亿卢比无抵押贷款、政府以信托基金提供担保、向中小微企业直接注资等举措。另外,禁止外国公司参加项目总额低于20亿卢比的中小项目竞标,将这部分项目留予本土中小微企业,帮助这部分企业参与线上贸易展览会,拓宽其市场渠道。政府还改变对中小微企业的定义,取消过去将制造业和服务业区分开的定义方法,扩大MSMEs定义的覆盖范围,提高MSMEs的投资上限,使更多企业落于中小微企业的范畴,有机会享受到政府的扶持政策。

(二)加快放松劳工政策规定。劳工制度改革一直是印度经济改革的一大难点,疫情暴发加快了印度各邦劳工制度改革的步伐。疫情导致的大规模失业问题促使多个邦政府搁置原有顾虑,推行更为宽松的劳工政策,刺激雇佣行为。同时,邦立法系统在疫情期间很难正常运转,使得政府能够以紧急命令的名义宣布新的劳工规定。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 Aayog)的负责人康特(Amitabh Kant)评价此次疫情在“移除死板教条的文牍主义、严苛的检查制度和其他陈旧的劳动法规”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认为“印度永远不会再有此良机,因此要及时抓住、充分利用”。莫迪的“自给印度”讲话后,印度已有数个邦暂停实施原本的复杂劳动法规,陆续出台劳工法修订或豁免政策。例如,九个邦突破原有“员工数量在100人以上的制造业企业裁员需政府批准”的规定,允许“300人以下的制造业企业可无需经过政府而自主解雇劳工”,并放松对劳动时长的限制,延长法定工作时间。拉贾斯坦邦、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将每日工作时间从8小时延长至12小时,古吉拉特邦政府出台新规,允许新成立的企业在1200天内不遵守绝大多数劳动法规,北方邦则将这一“豁免期”定为三年,中央邦规定新企业可不受《劳资争议法》(Industrial Disputes Act,IDA)多数条款的约束,且规模不足50人的小企业可以雇佣独立的第三方审计部门来判断是否遵循《工厂法》(the Factories Act)的规定,而不必经过政府部门审核。

(三)鼓励本土生产与采购,实现广泛的进口替代。莫迪称,“许多产品设法从国外进入我国,这些进口是对我国诚实纳税人的浪费,印度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出这些产品的替代品。”为了扩大对本土产品的市场需求,莫迪一方面推出“为本土发声”(Vocal for Local)倡议,不断敦促国民购买本国产品。另一方面,提高进口关税,设置进口许可证限制,实行更严格的质量检查。莫迪政府近年来不断调高对进口品的关税比例,尤其针对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中国的产品。根据印度2020年的预算案,莫迪政府计划对中国产品发起普遍性的抬高关税措施,这些产品既包括钟表、玩具、家具和鞋类制品等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品,也包括电子产品和通讯设备,比如手机、电视以及相关零部件等“关键产业”产品。目前,印度已经调高了对玩具、鞋履、家居用品、家用电器、汽车零件、光伏组件和电子产品的关税,并可能继续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地区的300多种产品加高关税,设置更严格贸易壁垒。此外,莫迪政府还以“防止转口中国商品输入”为由,计划大幅提高对另一大进口来源地东盟产品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并考虑重新检视《东盟-印度自由贸易协定》。

(四)“千方百计”吸引投资入印。疫情暴发初期,印度工业和内贸促进局联合各部委,组成跨部门联合委员会,研提外资政策方案。为抓住机遇,吸引外资入印,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bdgdxs.com/,曼城印度一是在前方积极游说外国企业,莫迪7月参加美印商业委员会峰会时再一次大力宣传印度的投资潜力,表示印度“代表开放与经济机遇的完美结合”,目前是投资印度的“最佳时机”,印度驻外使领馆、在外印度商会也与企业展开密集接触,据彭博社报道,仅4月份印度政府就已经与1000家美国跨国公司接洽。二是在国内加紧整合可用土地,为企业提供用地便利。据报道,莫迪已经要求各邦就吸引自中国转移出来的跨国公司做好预案,印度初步划定约46万公顷土地用于承接自中国撤出的外国企业,尤其是电器、制药、医疗设备、电子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太阳能设备、化学与纺织、食品加工等重点产业。

莫迪政府此时提出“自给印度”倡议,一方面是受疫情压力所迫,实际是根据其执政以来印度经济的基本面做出的政策选择。这一倡议有保障内需,维持增长基本动力的现实目的,也有扩充产能、振兴本土制造业的规划愿景。

第一,印度经济陷入困境,亟需复苏动力。疫情暴发之前,印度经济已进入下行通道,尤其是2018年9月以来,银行业坏账危机和影子银行问题集中暴发,社会消费需求与投资遭受信贷条件制约,增长乏力,经济持续下滑,2019-2020财年,印度GDP增长率已经由2015年前后的8%降至4.2%。疫情和“封锁”期间,印度百业停滞,民生凋零,经济剧降至负增长通道。根据印度官方数据,2020年4-6月,印度GDP与去年同期相比下滑23.9%,创1996年以来最大跌幅。印度央行行长预测,2020-2021财年,印度实际GDP将萎缩9.5%。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纷纷下调对印度经济增长预期,IMF预测印度2020年经济将萎缩4.5%,世界银行则预计2020-2021年印度经济增长率为-3.2%。按此趋势,如果疫情期间政府不能为经济复苏增添动能,印度经济极有可能加速下行,滑入持续萎缩的恶性循环中。

因此,保障经济增长动能,是“自给印度”倡议的最主要动机。内需一直是印度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2019年,印度国内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高达72.0%,其中,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接近60%。但是,自2016年以来,印度居民消费支出增速明显放缓。由图1可知,印度的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率由2016年8.13%降至2019年的5.34%,几乎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低增速齐平。2020年第一、二季度,疫情及其带来的封锁给印度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巨大冲击,据印度央行调查,国内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降低至53.8的历史最低水平,2020-2021财年印度居民消费支出呈负增长态势,直接导致印度2021财年GDP萎缩1.5%。在这一背景下,振兴内需成为印度经济的当务之急。“自给印度”计划正是着眼于此,莫迪发起“为本土发声”倡议,是为了保全内需不被外国商品“侵蚀”,而推出20万亿卢比的经济刺激计划,尤其是扶助就业、给予低收入家庭直接补贴等措施,实际目的也是落脚于刺激消费复苏、保障内需上。第二,“自给印度”运动强调减少进口增加出口,是基于对印度对外贸易,尤其是货物贸易长期走势的担忧。如图2所示,自2016-2017财年开始,印度的货物贸易逆差开始走高,到2018-2019财年,逆差数额已经高达1766亿美元,与曾经的历史高峰2012-2013财年的1903亿美元相差无几。如果说2012财年前后的货物贸易高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印度主要的进口产品——石油价格上涨造成,那么到2019年财年,国际原油价格在60美元上下浮动,远低于2012财年时期100美元的高位水平,但当年的货物贸易逆差仍然高企。并且,这一巨额逆差还是在莫迪政府显著提高进口关税的背景下实现的。据WTO数据显示,自莫迪2014年上台以来,印度实际关税水平由13.5%上升至2019年的17.6%,贸易加权平均关税水平也由6.2%升至2019年的10.3%。这一指标说明,尽管莫迪上台后大力推进“印度制造”计划,标榜自身在推动经济发展上的成就,尤其是批判前任辛格政府时期巨额贸易逆差的“治理无方”,但莫迪政府本身在解决货物贸易赤字问题上并无太大作为,印度的对外货物贸易逆差问题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再度扩张。虽然疫情带来的贸易中断使印度难得地出现贸易顺差,但是,如果没有政策性措施的干预,顺差不会持续太久。莫迪政府此次在“自给印度”倡议下加高进口关税水平,并提高非关税贸易壁垒,可以看作是对印度长期货物贸易逆差的提前干预。第三,保全就业、保障民生。印度经济创造正式就业的能力有限,长期被外界形容为“无就业增长”。疫情暴发后,大量非正式就业人口失去工作。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CMIE)数据,4月单月印度就有1.22亿人口失去工作岗位,5月初,印度失业率一度飙升至27.11%。在这1.22亿失业人口中,小商贩和日薪工人占比最高,2020年4月,共有9130万小商贩和日薪工人等非正式劳动者失业,占当月失业人口的75%。由于这些非正式劳动者通常不享有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福利,一旦失业,经济来源完全被切断,只能依赖公共部门救助。因此,莫迪的“自给印度”倡议和20万亿卢比的经济刺激计划,既包含向失业者和低收入阶层直接提供经济补贴,更落脚于为企业提供经济激励,刺激经济尽快复苏运转,以扩大就业,通过市场的力量来解决民生问题。

第四,扩产能,打造独立的供应链、产业链。疫情导致印度工业产能严重萎缩。3月以来,印度的工业生产指数(Index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IIP)断崖式下跌,是199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严重萎缩。据印度中央统计局数据,3月印度工业生产指数与去年同期相比萎缩18.3%,4月工业生产进一步降低,同比缩水57.6%,5月伴随经济适当“解封”有所好转,但与2019年5月同比仍萎缩34.7%。由表1可知,2020年之初,制造业、电力和采矿三大核心部门与去年同期相比均实现小幅增长,但3月以来,这三大部门纷纷出现不同程度萎缩,其中,制造业部门衰退程度最为严重,2020年4月,制造业生产与去年同期相比萎缩67.1%,5月虽有所好转,但与2019年5月相比仍萎缩近40%,除制药业以外,几乎所有的制造业细分部门都出现负增长。与东亚、东南亚经济体相比,印度制造业本就羸弱,占GDP的比重长期横亘于15%左右的低位水平,疫情期间又受到如此剧烈冲击,亟需政府采取行动,帮助制造业恢复元气,莫迪屡次敦促民众购买本地产品,并采取关税、质量检测、进口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来阻碍进口,实际是期望借内需来保障印度制造业的市场需求。产业复苏需要资本的注入,这也是“自给印度”倡议的另一大重点。印度长期面临“资本荒”的难题,近年来,印度投资者信心不振,投资率快速下滑。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印度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达到35.8%的历史高峰后就不断走低,2019年这一比例已降至27.45%。疫情对印度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预计2020-2021财年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将萎缩6.4%。鼓励内外投资,推动经济产能扩张,仍然是莫迪政府着力要解决的头号经济问题。

在莫迪政府眼中,疫情带来的供应链产业链重构,是鼓励投资者入印的良机。2020年6月11日,莫迪在印度商会(Indian Chamber of Commerce,ICC)第95届年会发表讲话,强调印度拥有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内部条件,包括大步跃进的经济、广阔的基础设施建设空间、由技术驱动的经济系统、生机勃勃的人口结构,以及旺盛的国内市场需求五大支柱。莫迪指出,印度应化疫情危机为机遇,摒弃保守态度,抓住历史机遇,企业界应大胆决策、大胆投资,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供应链,推动印度产品进入其他国家市场,塑造国家“自力更生”的“命运转折点”。

“自给印度”倡议强调充分利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的外部机遇。疫情冲击导致相关国家对产业链和供应链进行重新布局,更加强调本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降低疫情等突发事件带来的风险。中国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制造业中心,成为一些国家眼中风险的来源,有关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要与中国“脱钩”,筹谋从中国向外转移相关产业。莫迪政府认为,这是印度吸引外资、壮大自身的“天赐良机”,通过吸引从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投资,不仅可以使印度完善自身供应链、产业链,摆脱对中国进口的高度依赖,更能够让印度在这轮全球产业格局调整中取代中国,成为“新的制造业中心”。

(一)“自给印度”倡议体现了莫迪政府越发转向保护主义路线。莫迪虽然推进自由化、市场化改革,致力于改善营商环境,并在2018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慷慨陈词,将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维比作同气候变化和一样“危险”,但实际对印度在对外贸易中的逆差地位非常不满。2014年其甫一上台,就对前任政府参与达成的WTO巴厘岛协议开出“否决票”,进而拒绝签署此基础上的《贸易便利化协定》。莫迪政府还指责国大党政府签署的自贸协定“多损害国家利益”,要求重新审核相关条款。2019年,莫迪政府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标志着印度经济发展路径的鲜明转向,从90年代以来对外开放和“拥抱全球化”日益向保护主义传统回调。

(二)保护主义政策的背后,是莫迪和印人党长期坚持的经济民族主义路线年重组以来,印人党以甘地社会主义和司瓦德西理念为经济指导思想,甘地社会主义高度强调各有分工、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传统,司瓦德西则主张自产和购买国货,二者相结合,形成既浸润传统文化特色、又具备强大经济实力的理想经济生活愿景。1992年,正当印度国内开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之际,印人党发表了《经济发展的人本主义道路:选择司瓦德西》,从“印度方式”的高度阐释司瓦德西理念,“印度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国内资本、精明强干的企业家和勤劳的农民、工人。外国资本作用有限,虽然在特定阶段,为了特定目标,外资可能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除了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高科技领域外,本党反对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无限制进入的原因。印度经济发展必须走自由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但必须以印度自己的方式。……印度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光耀自己。我们需要开发自己的模式——借鉴国内外经验而形成的整体的人道主义的发展模式——以满足当今和未来的需要。印度人民党的经济发展纲要遵循上述模式,也就是人本主义和司瓦德西。”退出RCEP后,印人党时任主席阿米特沙阿(Amit Shah)曾撰文称,莫迪拒绝RCEP“凝聚了印度的力量”,展示了莫迪政府“保护国家利益不可动摇的决心”,是新德里“抵挡外界施压”的勇敢举动。莫迪本人也多次强调,他是在圣雄甘地“自力更生”政策的影响下,权衡印度利益后方才拒绝RCEP的。

印人党的政策取向与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 riya Swayam Sevak Sangh, 以下简称RSS)的影响分不开。印人党脱胎于RSS,后者为印人党提供意识形态基础、选举动员和干部队伍支持,印人党施政受RSS的指导和约束。莫迪政府的领导班子,包括前财政部长阿伦贾伊特利(已去世)和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均有RSS背景,莫迪本人更是从青少年时代即加入RSS,长期受RSS思想熏陶,在其中度过了关键的成长时期。RSS的目标是建立符合印度教教义的民族主义国家社会,其民族主义理想不仅包含宗教、文化、社会等级等因素,也包含经济民族主义主张。RSS非常警惕“经济西化”带来的“文化西化”影响,尤其防范外来因素对印度社会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因此对全球化和国外资本持消极态度,认为“外国掠夺者”以牺牲印度的利益而谋取利润,不会为印度人民带来好处。2019年,RSS领导人莫汉•巴格瓦特(Mohan Bhagwat)在那格浦尔的年度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形成我们自己的经济观和政策,构建自己的一套系统,在这一系统内,我们有能力创造更多就业、消耗最少的能源以对环境有利,这一系统能使我们在各个方面都自力更生”。

RSS号称“不涉入政治”,但其经济分支机构——司瓦德西振兴论坛(Swadeshi Jagran Manch,以下简称SJM)积极影响莫迪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SJM的创始人Dattopant Thengadi是志愿团内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者,其著作《第三条道路》主张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求印度繁荣的中间道路,谋求物质和非物质需求之间的平衡,强调重视印度本土企业和中小工商业者,在RSS内部广受拥戴。SJM的活动对莫迪政府的经济政策有广泛而直接的影响:2018年,SJM反对政府对印度航空撤资,迫使莫迪政府放弃这一计划;质疑国家转型委员会对莫迪政府的一系列改革建议,包括国有企业撤资、推动药品价格市场化等,认为“委员会的顾问与大企业和跨国公司合谋”,导致时任委员会副主席帕纳格里亚的辞职;2018年5月24日,SJM的代表会见时任商工部部长苏雷什普拉布,向其抱怨沃尔玛收购Flipkart违反印度法规,仅仅4天之后,商工部下属的产业政策和推广司便着手调查该收购案。此外,SJM还向莫迪致信,提出数据主权、数据本土化及数字国有化等“严重关切”,得到莫迪政府快速响应,2019年12月,政府即向议会提交《2019个人数据保护法案》,要求互联网公司必须将在印度收集的关键个人数据存储在印度境内,且政府有权要求社交媒体公司提交匿名或非个人化的数据。SJM的其他经济活动包括发起反对印度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的全国性抗议、反对阿里巴巴投资印度本土支付工具Paytm、要求5G“100%印度造”、号召抵制Tik Tok等,均在莫迪政府的后续政策中有所体现。

(三)“自给印度”倡议的重点扶持对象——城镇中小工商业主是印人党传统的社会基础。中上层种姓和中小工商业主代表的城市中产阶级构成印人党的基本盘,其中,中小工商业主人数众多,选票价值巨大,是印人党长期需要安抚和拉拢的对象。但是,莫迪第一任期内的经济政策并未给予这部分选民多少荫庇,相反,废钞政策切断了中小微企业高度依赖的现金流,致使很多中小微单位经营困难,统一商品和服务税改革又显著增加中小工商业者的税收与合规成本,严重损害了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引发其不满。莫迪第一任期内的开放经济政策也引起中小工商业者的反弹。以零售业为例,针对莫迪政府2018年推出的加大零售业对外开放的新政策,由小零售商组成的全印贸易商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All India Traders,CAIT)不断在全国发起示威游行,要求政府修改政策,保护小零售商利益。迫于大选前夕争取小零售商选票的强大政治压力,政府于2019年初又推出限制外资的电商新规。而当亚马逊、沃尔玛等要求政府延期实行新规时,CAIT发表声明称“如果有任何延期或延期,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的小型商家都将被迫诉诸全国性的运动来反对此类举动,这也可能会产生政治影响”,非常明确地施压莫迪政府,迫使其拒绝国际零售巨头的延期请求。

疫情“冲击波”对中小微工商业者杀伤力巨大,经济、政治和社会压力迫使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中小微企业规模小、本就在融资和市场准入等问题上面临困难,承压能力远低于正规部门的大中型企业,较为脆弱。中小微企业过去主要从“影子银行”获取贷款,但在“影子银行”屡次“暴雷”的背景下,印度央行收紧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导致中小微企业失去信贷来源。受疫情影响,印度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市场需求骤降的困境,经营持续紧张,无力承担劳动力的雇佣成本,只能歇业倒闭,其雇佣的非正式劳动力也随之失业,失去生活来源。由于中小微企业部门贡献了近30%的国民生产总值和48%的出口,解决了1.11亿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尤其是为农村地区创造了4977.8万个就业岗位,在印度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中小微部门的困境同时引发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民生压力,莫迪政府不得不提供优惠政策来帮助其挺过难关。

(四)印度本土大财团、大资本同样不希望过度开放市场。莫迪与信实、阿达尼等大财团关系亲密是印度政坛“公开的秘密”。主政古吉拉特期间,莫迪对大企业和大资本就格外友好,大方给予这些企业各种政策优惠,2014年5月22日莫迪宣誓就任总理时,就乘坐阿达尼集团的私人飞机从艾哈迈达巴德飞抵新德里。当选总理后,莫迪政府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对大企业的利好。例如,信实集团借助“数字印度”计划在电信和IT基础设施领域获益颇丰,而总部在古吉拉特邦的阿达尼集团则极大受益于莫迪政府对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改造项目。]大财团对莫迪政府投桃报李,不仅对莫迪大加赞誉,更投入大量财力支持其竞选,其捐款是莫迪和印人党竞选资金的主要来源,2014年和2019年两次大选,莫迪都从这些大财团中筹集到巨额选举资金,在2017-2018财年印人党公布的接受捐款总额中,92%的资金来自于公司献金。

为了抢占国内市场的先机,印度本土资本不愿意政府过快开放国内市场。这些企业往往打出“经济民族主义”的旗号,游说政府采取限制外资的保护性措施,试图排除海外企业的竞争,享受唾手可得的垄断优势。例如,信实集团的穆克什•安巴尼暗指亚马逊等跨国电子商务巨头在印度推行“数据殖民化”,信实集团进军线上零售业是在“把印度数据的控制权和所有权转移回(印度人)自己的手中”,政府宣布禁止华为参与印度5G建设不久,穆克什•安巴尼又宣布信实集团成功研发5G方案,并将其“献给总理的‘自给印度’运动”。

按照国际贸易理论,抬高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实质上是以损害消费者福利为代价来扶持本国的生产者。减少进口、增加出口的政策主张限制自由贸易的开展,实质上是以维持国内市场高价、损害消费者利益为代价,补贴国内生产厂商,且损失的消费者福利大于生产商增加的剩余,对于整个经济体而言,得不偿失。

但是,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经济上整体“不划算”,却能带来显见的政治收益,并对特定利益集团构成利好。类似于“司瓦德西”的经济民族主义口号可激发民众热情,是政府在经济困境之时凝聚人心的有效手段。政府作为一个理性个体,往往也会主动选择这样“快速见效”的政策来转移焦点、规避社会对其经济治理不力的批评,维持甚至抬高自身支持率。印度目前深陷疫情蔓延泥淖,莫迪政府需要这样的口号来鼓舞人心。而且,贸易保护措施虽然对消费者利益构成损害,但消费者数量庞大,力量分散,难以形成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作为个体无力支付游说活动的成本,在面对政府的限制贸易措施时,其理性选择要么是服从与适应,要么是“搭便车”,期待有其他人站出来维护权益,无数消费者个体的理性选择凝结成群体的非理性困境。加之有“司瓦德西”等经济民族主义理念的说服力和印人党、国民志愿服务团强大的社会动员力,作为消费者的普通民众对限制贸易措施非但不排斥,反而积极拥护。另一方面,以中小工商业者和大资本、大财团为代表的生产者,在自由贸易、对外开放的情形下利益受损,或是迅速集结,以选票和政治影响力为筹码,向决策者施压,或是凭借自身与决策者的密切联系,积极游说政策制定者,促使其采取限制进口等贸易保护性措施。

与莫迪第一任期内“印度制造”等经济政策相比,“自给印度”倡议更具保护主义色彩,更强调利用国内市场来“滋养”本土企业。同时,莫迪政府打造制造业强国的雄心未改,一方面力图保持内需对经济的驱动力,另一方面则试图补齐投资和产业链短板,寻求新的增长动力来源。但是,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缺位的情况下,期望通过利用外部环境的变化来摆脱经济困境、重拾增长势头,未免过于乐观。

(一)“自给印度”的背后是内需主导的单一增长结构,难以持久维持高增长。在印度国民经济“三驾马车”中,投资率长期偏低,净出口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一直为负值,经济长期依靠国内消费“单腿支撑”,缺乏其他的增长动力来源。但是,印度国内市场的自我扩张空间终究有限,对经济增长的驱动能力正逐渐放缓。决定一国消费需求的核心要素为当前可支配收入水平,由于印度近年来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加之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危机带来的信贷条件趋紧,疫情更造成国民经济加速下行,居民消费能力增长有限,内需扩张速度下降,印度原本的“内需驱动,投资不振、净出口逆差”的非均衡模式难以支撑长期的高速增长。并且,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的前提下,需求的持续扩张缺乏收入支撑,更多是消耗储蓄,也会拖累储蓄率,导致投资率的进一步降低。莫迪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曾发文指出,自2011年开始,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已开始放缓,2011年至2017年的平均年GDP增长率只有4.5%左右,并非官方估计的7%。实际上,这种单一增长结构容易导致经济决策走入保护主义的死循环中,经济增长越是放缓,决策者越是抱着国内市场不愿对外放开,担忧市场被外国“侵蚀”,但越是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国内结构性改革越缺乏动力,经济增长越是依赖国内消费,但是消费需求又难以保持自我驱动和持续高增长,导致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

(二)“自给印度”倡议自身存在双重扭曲。一是吸引外资与保护国内市场间存在矛盾。莫迪政府试图引入外国直接投资来解决“资本荒”难题,但又不愿对外部企业开放最富吸引力的国内市场,反而借“自力更生”之名号召民众购买国货,同时以行政手段抬高贸易壁垒减少进口,只想要产业资本流入,不想要商品进口,试图以政府力量规制经济逻辑,如意算盘难以实现。从印度国内来看,尽管“自给印度”倡议包含加快劳工制度改革、为企业投资提供土地便利等内容,但从本质上仍然呈现出排斥外部角色的姿态。印度政府时常屈就于国内利益集团压力,对外资政策来回变动、左右摇摆,投资环境难有彻底改善。二是加快改革、推动国内经济整合与保护中小微工商业者之间难以统合。中小微工商业多依赖地方经济的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实际上受益于劳工、土地、市场分割等政策性阻隔。一旦这些限制性因素被移除,很多中小工微商业者便丧失屏障,难以在统一市场上与大资本、大企业相抗衡。莫迪第一任期内加快整合国内市场,打破地方之间的隔阂障碍,推进土地、劳工和税收制度改革,实际上已经压缩了很多中小工商业者的生存空间,如今在就业和民生压力下“被迫”扶持小生产者,很有可能放慢改革步伐。

(三)强行与中国“脱钩”于印度无益。第一,中印经贸紧密嵌套,中国不仅向印度出口生活消费品,还为印度提供了70%的原料药、25%左右的汽车零部件、90%的手机零部件和80%的纺织丝线等中间产品。莫迪政府以“自力更生”为名,强行切段中印经贸联系,在提高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之外,更直接导致印度厂商不得不寻找价格昂贵的替代品,生产成本被动提高。供应链产业链难以在短期内建立完备,在疫情带来的混乱之下,社会和民众最需要的是物资供应的稳定,而强行与中国脱钩,短期内只会引发更大的经济混乱。

第二,中国投资为印度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来源。近年以来,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纷纷“出海”投资于印度市场,截至目前,中国在印累计投资超过8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资金极大支撑了印度科技创业领域的发展。莫迪政府如今转变态度,以“国家和防务安全”为由,变相将中国投资拒之门外,不仅切断与中企合作的印度项目和企业资金来源,更反映了其将政治外交事宜置于经济发展议程之上的非理性政策取向,加之其经济政策来回反复、变动频繁,损害的是印度在全球经济中的信誉。

第三,莫迪政府欲与中国“脱钩”,实际是试图以短期受损换长期得利,并将吸引投资的希望寄托于自中国转移出来的外资企业上。但是,与中国“脱钩”并不能保证其“自力更生”计划的实现。首先,即便成功减少来自中国的进口,但只要国际贸易的进口成本低于印度本土生产,市场规律就仍会起作用,印度的厂商仍会继续进口产品而非选择在国内投资生产。其次,吸引外资企业离华赴印计划的前景不明。疫情暴露了全球化的经济脆弱性,不少国家确实在考虑将生产基地从中国撤出,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会轻易转向印度。疫情冲击和“逆全球化”风潮推动全球供应链向更简化、更加靠近终端市场的趋势发展,外资企业极有可能将生产活动从离岸外包转为近岸外包,甚至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力倡导的回流至本土。在这一方面,与靠近欧洲市场的北非、东欧以及靠近北美市场的墨西哥相比,印度在区位上并不占据优势。并且,在疫情冲击和地缘政治对抗加剧的风险格局下,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更加重视自身供应链的完整性和自主可控性,推动供应链的区域化集聚,区域一体化或将加速。但是,印度领导的南亚区块经济一体化程度低、动力弱,对RCEP等更大范围内的亚太经济一体化议程,印度又态度保守,拒绝加入,实际孤悬于亚太区域一体化之外,难有大作为。从全球整体来看,疫情加剧了国际市场需求疲软的局面,过去“超级全球化”时代以制造业产品出口带动高速增长的盛况暂告一段落,即便外资选择落户印度,更多瞄准的也是其国内市场,这就又陷入到“自给印度”倡议的逻辑迷局中去,印度是否愿意对这些外国企业开放本国市场,一旦外国企业在印度国内攻城略地,拿下较大的市场份额,利益受损的印度本土企业是否会向政府施压,印度政府又是否会坐视不管,都是待回答的问题。此外,与中国“脱钩”也意味着印度主动放弃分享中国市场的经济机遇。在全球经济疲软、市场需求不振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在疫情中率先复苏,中国市场仍蕴含巨大潜力,在国内需求增速放缓之时,印度要实现高速增长,还需要向外寻求市场,因此,印度此时选择与中国“脱钩”,实非明智之举。

总而言之,“自给印度”倡议是莫迪政府在全球经济剧烈变动的条件下做出的主动谋划,既有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同时还有借疫情取代中国、成为全球新制造业中心的“高远志向”,二者相结合,反映的是莫迪政府高度的实用主义倾向,可谓是印度政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显著增加背景下的苦心孤诣之举。但是,不从内因上下功夫,国内改革议程迟迟不推进,渴望借一个倡议、一项运动来补足经济长期存在的缺陷,甚至实现“弯道超车”,注定是不现实和难以实现的。

(宁胜男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文载《和平与发展》2020年第6期,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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